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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以前没注意，事实上严谨推敲的话，不能互换， 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文章中的一段解释：
在黑格尔的哲学中，有着非常强的 “历史感”（这一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高度肯定的），这种 “历史感”还不同于一般的 “历史编纂学”，黑格尔为 “历史”的发展注入了逻辑的必然性，形成了 “历史与逻辑的相一致”，这样在黑格尔的哲学中，逻辑的运动始终占据着主导位
置，因此，逻辑的必然运动也成为了达致 “历史目的”的主要手段，最为典型的就
是 《精神现象学》，其中的核心主题是 “意识的经验科学”，即 “意识”对于自己每
一个发展阶段的认识，这种 “逻辑的发展”就成为了达致 “历史目的”的主要手
段。
但在马克思看来，重要的不是 “历史与逻辑的相一致”，而是 “逻辑与历史的相一致”，“历史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，只有现实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，因此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才是达致历史目的的主要手段。
逻辑与历史统一,是说客观现实的历史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,逻辑行程终归要由历史进程 来决定.然而,逻辑与历史还是有差别的,因为逻辑是历史的理论再现,是“经过修正” 的历史。
作为历史中的哲学、作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，中国哲学的研究相应地也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切入。这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与我一开始提到的哲学既有学科的性质、又有不同于学科的性质，具有相应性。
从中国哲学是“哲学”这一角度来看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按哲学家的方式来展开；就中国哲学是存在于“历史中”的哲学而言，则又可以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它加以考察。当然，这里的区分是相对的。所谓“哲学家的方式”并不完全排除历史视域，相反，它同样需要基于历史的文献，面对历史的实际衍化过程；同样地，“历史学家的方式”也需要哲学理论的引导，否则这种研究就不是哲学领域的工作。可以说，历史学家的考察方式中隐含着哲学家的视域，而哲学家的进路中也渗入了历史学家的工作。然而，就侧重点而言，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区分。从已有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来说，确实存在着侧重于哲学与侧重于历史的不同研究方式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？这既源于更广意义上哲学本身具有学科性与超学科性二重性质，也与中国哲学本身是历史中的哲学相关：如果说，历史学家的进路较多地折射了中国哲学的学科性以及历史维度，那么，哲学家的进路则更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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